即位后，刘恒执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重视农业，劝课农桑，减轻田租、赋役和刑狱，废除肉刑，取消过关用传（符证）制度，弛山泽之禁；然而刘恒疏于军备，致使匈奴兵临长安，火烧回中宫；进一步分封诸侯王，加重了西汉“枝强干弱”之势；又恢复夷三族令，将新垣平灭族，成为了政治论议中的坏典型；同时迷信鬼神，宠溺宦官，纵容宦官乱政，斥逐贾谊等贤臣，宠爱佞幸邓通而一改节俭作风，甚至放弃盐铁官营与铸币权，助涨了地方豪强势力，加剧了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，导致“豪强之暴，酷于亡秦”、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，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隐患。

公元前157年6月，汉文帝刘恒病重。

不久汉文帝刘恒病死于长安未央宫，葬于霸陵，时年四十六岁。

在位二十三年死后的庙号为太宗，谥号为文帝。

汉文帝与继任的儿子汉景帝在位的时候，与民休息，轻薄徭，国家稳定，社会繁荣，历史上称之为“文景之治”。

汉景帝一共在位十六年，四十八岁时去世。

死后，其与王皇后之子刘彻即任为下一个皇帝，是为汉武帝。

刘彻初封胶东王，七岁被立为皇太子，十六岁继承皇位，在位五十四年，功业甚多：对内，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，颁行推恩令，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，严禁诸侯王参政，不拘一格提拔有才之士为侍从以备顾问，裁抑相权，依靠亲信、近臣参与决策，形成中外朝制，又设十三州刺史部，加强对郡国的控制；经济上改革币制，禁止郡国铸钱，推行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，颁布算缗、告缗令，向商人征收重税；文化上建立正规的察举制，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、贤良方正等；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，设五经博士，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，又令郡国皆立学官。

对外，派卫青、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，迫其远徙漠北；命张骞出使西域，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；又征服闽越、东瓯、南越、卫氏朝鲜，经营西南夷，在其地设置郡县。

但他迷信神仙，热衷封禅和郊祀，巡游各地，挥霍无度，多次卖官鬻爵，又重用宦官。

在位后期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关东流民达二百万，农民起义频繁。

统治集团内部亦愈发激化，酿成“巫蛊之祸”，导致太子刘据自杀。

后元二年（前87年），七十岁的汉武帝刘彻驾崩，由霍光扶持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，是为汉昭帝。

汉昭帝登基之初，由上官桀、金日磾、田千秋、桑弘羊和霍光五人共同辅助朝政。

在元凤元年（前80年）的元凤政变之中，汉昭帝刘弗陵诛杀了上官桀等人，信任霍光。

霍光独揽大权，继续辅佐汉昭帝刘弗陵治理国家。

元平元年（前74年），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病逝，霍光等人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。

但是刘贺因为行为过于放纵，在位仅二十七日就被霍光所废。

霍光又迎立汉武帝刘彻的曾孙刘询即位，是为汉宣帝。

地节二年（前68年），霍光去世，汉宣帝开始亲理政事。

霍氏一门飞扬跋扈，暗中下毒毒死汉宣帝的妻子许皇后，并且意图谋反，汉宣帝知道后，将其族尽灭。

汉宣帝原来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，在“巫蛊之祸”后流落在民间，因此深知百姓疾苦，而励精图治。

汉宣帝大力整顿吏治，慎重选择地方官，“信赏必罚”，曾宣称“与我共此（治理天下）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”，使在位期间涌现了一批“上顺公法，下顺人情”的循吏。

宣帝还借公田来安置流民，时常派官吏巡查民生以此减免赋税赈济受灾百姓，又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，设置常平仓供应边塞军需及平衡粮价。

并多次下诏扶助鳏、寡、孤、独、高龄老人、贫困百姓等人群；改革漕运政策，减省关东漕卒半数以上。

宣帝统治时期，被誉为“政教明，法令行，边境安，四夷亲，单于款塞，天下殷富，百姓康乐”，史称“中兴”。

汉朝再度迎来盛世。

汉宣帝时，国力颇盛，史称孝宣之治。

地节三年（前67年），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。

刘奭幼年丧母，也差点被霍氏一族所害。

宣帝除掉霍氏家族后，挑选后宫中素来谨慎而无子的女子王婕妤，立为皇后（邛成太后），让她抚养太子刘奭。

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（前48年1月10日），汉宣帝驾崩，癸巳（前48年1月29日），太子刘奭继位，是为汉元帝。

第二年（前48年）改年号为“初元”。

汉元帝在位期间汉朝比较强盛，但也是衰落的起点。

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。

初元二年（前47年）四月，汉元帝的儿子刘骜被立为太子。

青年时的刘骜，爱读经书，喜欢文辞，宽博谨慎。

有一次元帝急诏刘骜，他不敢横越驰道（皇帝专用道路），绕了一圈迟迟才面见元帝。

汉元帝知道了事情始末之后，非常的高兴，下令太子可以直接穿越驰道。

竟宁元年（前33年），汉元帝病卧后宫，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，常在榻前侍奉，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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