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文贺这人，说白了，死就死在这张嘴上。

说实话，他不喝酒的时候，就爱扯些没用的，嘴没个把门的；一旦喝了酒，就更控制不住自己，满嘴跑火车，啥话都敢说。

酒桌上，身边这帮人一捧他，场面瞬间就热了起来：“欢迎杨老大重返站前！

来来来，干杯！”“要不说还得是文贺哥，跟刘涌硬刚一场，最后啥事儿没有，厉害！”“文贺哥，你这社会根基也太扎实了，佩服佩服！”

杨文贺被捧得晕头转向，摆了摆手，故作不屑地说道：“嗨，这算啥呀，小场面而已。”

这时，有个爱起哄架秧子的人问道：“不对吧文贺哥，我听说前几天刘涌天天来站前找你，手底下的人放话说，抓住你就废了你，这事儿到底咋回事啊？

后来是咋平息的，给我们讲讲呗！”

杨文贺脸色一僵，随即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嘴硬道：“你别听外头人瞎掰扯，还废我？

纯纯吹牛！

我是谁？

我杨文贺！

我身边有二三十个兄弟，虽说都是混站前的，但个个都不是软柿子，谁也别想欺负我！”

有人又追问：“那之前有人说，你跑于洪躲着去了，这又是咋回事啊？”

杨文贺立马急了，提高声音辩解：“我再说一遍，我姥生病了，我去于洪照顾我姥，可不是躲着！

再说了，刘涌前几天确实去于洪找过我，但我当时身边有十来个哥们，你知道他们腰里都带着啥不？”

说着，他故意顿了顿，故作神秘地从腰里掏出一个家伙事儿——自打黄毛被砍断手之后，他就琢磨着，光靠嘴硬没用，得有真东西傍身，关键时候才能保命。

只见他掏出一把五四手枪，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桌子上。

“看见没？

我这十个兄弟，每人身上都有一把，都是我从黑河、白沟那边弄来的，天天跟着我，保护我的安全，你当我这些兄弟是白给的？”杨文贺拍着桌子，吹得天花乱坠，“刘涌那天带人去于洪堵我，我那十来个兄弟掏出家伙，当场就跟他们硬磕，打得他们连胡同都不敢进，你以为我真怕他？”

酒桌上的人瞬间惊呼：“我的妈呀，还有这事儿？

那最后这事儿咋解决的啊？”

杨文贺得意地喝了一口酒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最后啊，我不是跟崔日新大哥拜把子了嘛，我大哥出面劝我，说我跟刘涌不是一个段位，该低头时低头，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

然后他就去找刘涌说和，我俩就达成协议，他不找我麻烦，我也不找他的，就这么平息了。”

他摆了摆手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别听外头人瞎传，谁能真把我怎么样？

行了行了，别唠这些了，喝酒喝酒，干杯！”

这顿酒，从下午四点多一直喝到晚上九点，还没散场。

桌上有几个酒腻子陪着杨文贺继续喝，还有几个识趣的，见差不多了，就悄悄走了——这其中，就有那个站前开烧烤店的老板。

这个烧烤店老板，就是之前给刘涌打电话，告密说杨文贺家住址的那个人。

他表面上跟杨文贺关系不错，杨文贺平时去他店里吃串不给钱、拎啤酒不扫码，他都装作不在意，可心里早就记恨上了。

这种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的人，才是最可怕的。

他在酒桌上听着杨文贺吹得天花乱坠，越听越气，也越听越觉得有机可乘，悄悄起身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打车就直奔中街——他要去给刘涌报信，把杨文贺吹牛的话，一字不落都告诉刘涌。

此时，刘涌正和姜铁刚、宋建飞等人，在中街的一个饭店里，研究晚上吃点啥。

就在这时，烧烤店老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二哥，二哥，不好了！”

刘涌皱了皱眉，抬头问道：“怎么了兄弟？

我想起来了，你是站前开烧烤的，之前给我打电话告密的那个。

铁刚，给他拿2000块钱，人家之前给咱提供情报，虽说没堵着人，但地址没差，该给的钱不能少。”

“二哥，别别别，我不是来拿钱的！”烧烤店老板连忙摆手，语气急切，“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，我是有急事要跟你说，关乎你面子的大事！”

刘涌心里咯噔一下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

你直说，别磨磨蹭蹭的。”

“还是杨文贺那小子！”烧烤店老板压低声音，“二哥，你不是说你俩这事儿拉倒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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