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上午。

这一次，省红十字会协调员带来了器官捐献专家，县卫健系统也派出两名法律和医疗质量人员参加。

会议桌中央摆着陶知的病历。

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捐献登记案例。

因为患者提出的请求，已经触及医疗、法律和伦理的多重边界。

器官捐献专家首先说明了医学条件。

“患者目前有肝脏和肺部受累，肾功能也在下降。”

“是否能够捐献，必须等到临床死亡后重新评估。”

“生前不能因为捐献意愿而减少治疗，也不能提前确定受者。”

这意味着，陶知可以表达愿望，却无法保证最后一定能完成捐献。

林长生把这件事告诉陶知时，他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能不能成功，不由我决定。”

“我能决定的是，先把意愿写下来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如果最后一个器官都不能用呢？”

“那也不代表你的决定没有意义。”

陶知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让妻子把窗帘拉开。

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，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水洗过，枝叶显得格外清楚。

“那棵树今年还会结果吗？”

妻子坐在床边。

“会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开始长叶子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陶远站在另一边，始终没有说话。

经过一夜，他似乎接受了父亲会捐献器官，却仍然无法接受父亲想要清醒离开的请求。

林长生看出来了。

“陶远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说。”

陶远看向父亲。

“我想让他继续抢救。”

“如果他心跳停止，要不要插管，做胸外按压，用呼吸机，你想过吗？”

“只要能救，就救。”

陶知抬起手，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。

“儿子。”

“你别说话。”

陶远的声音很低。

“我知道你想少受罪，可我不想这么快失去你。”

“我不是现在就要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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