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把转诊单放到他面前。”

“明确告诉他，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去指定医院。”

“他拒绝拿，也写清楚。”

“第六。”

林长生停了一下。

“高风险患者离院后，在不耽误正常诊疗的前提下，做一次电话提醒。”

赵广平有些意外。

“已经拒绝了，还要打电话？”

“打一次。”

“不是追着劝。”

“是确认人有没有到上级医院。”

“联系不上或者继续拒绝，同样留档。”

韩笑想起彭国顺。

如果当时离院后再打一次电话，未必能够改变结果。

但至少能够让医院知道患者仍在家中服用所谓秘方。

遇到极端危险情况，也可以再次明确提醒。

何景舟问。

“如果患者觉得医院骚扰呢？”

“只打一次。”

“流程里写清楚。”

“高风险拒绝诊疗，不是医生把责任推出去就结束了。”

林长生看向几名年轻人。

“该劝的要劝。”

“该留的要留。”

“该停的时候也要停。”

“不能一天打十个电话，逼着人回来。”

“也不能签完字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
诊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
这些要求比一张免责声明复杂得多。

真正执行起来，也会增加医生工作量。

可每一步都不是为了把责任甩给患者。

而是确保患者做出决定时，知道自己正在拒绝什么。

……

当天中午，赵广平召集全院各科室负责人开会。

会议没有只讨论彭国顺事件。

而是将“高风险拒绝诊疗管理流程”单独列成制度。

急诊。

内科。

外科。

妇幼。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