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清晨，侍御史知杂事张伯玉的奏疏便递到了通进银司。

这位老臣并未如吕诲那般直斥废後之非，而是通篇考证历代废後礼制、程序与得失。

他引《周礼》，说明「天子废後，当告宗庙，明示六宫」，述汉武废陈後「使有司赐策，收其玺绶」，论唐高废王後「集百官廷议，三奏乃决」，洋洋洒洒上千言，最後归结於一句。

「若行非常之事，当循非常之礼，以安天下之心。」

这份奏疏看似在为废後设置重重礼法障碍，实则字里行间既未公然反对圣意，又为後续可能的废後之举提供了依据，更在无形中将「是否废後」的争议，部分转移到了「如何废後」的程序之争上。

并且，张伯玉作为御史的二把手，在权御史中丞韩绦没有发声前公然发表了与下属傅尧俞、吕诲不同的意见，这意味着御史内部出现了分 .

…或者说，明确地告诉了外界，傅尧俞、吕诲的个人上疏不能代表御史的整体意见。

而通常来讲，谏系统的一把手，权御史中丞和知谏院是不会早早地就亲自上疏，来表明对这种重大事件的态度的。

而若是出现这种情况。

要麽证明其对下属失去了掌控力，没有人能替其发声；要麽证明庙堂斗争，已经到了决出胜负的节点。

接到上疏後，知通进银司兼门下封驳事的何郯，光速将奏疏上交给了官家。

奏疏副本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後，朝堂更是为之一静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绝非张伯玉一人之见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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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在历次政争中冲锋在前，且与首相宋庠有同年之谊，是朝野共知的。

同样是上午，谏院那边右正言杨谔的奏疏也紧跟着递了上去，而与张伯玉的迂回含蓄不同，杨谔的奏疏就直白多了，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废後。

「臣闻《礼》有「七出之条，「无子居首。

中宫主内治，承宗庙，绵国本，其责重矣。

今皇後正位逾二十载，而嗣育阙然，此非细故也。」

「昔年郭後以「无子故，谦冲自请入道，上顺天心，下全懿德。

今皇後荷国厚恩，久居坤极，而椒寝无庆，蠡斯不咏。

此虽天命，亦人事或有未修耶？

陛下仁圣，念旧情笃，然国本所系，岂容久虚？

太子冲幼，若中宫不正，恐非社稷之福。」

「陛下若以宗庙社稷为重，当废无子之後，立有子之妃，上合天理，下顺人情。

昔汉光武废郭後而立阴後，唐高宗废王後而立武後，皆以子故。

史册昭昭，可为明监。

伏望陛下割私爱而存大义，早定国本，以安天下。」

杨谔的这份奏疏，直接将「无子」这一曹皇後最致命的缺陷，直接给摆到了面上。

怎麽说呢？

他虽引「七出」旧典略显刻薄，且将曹皇後与郭皇後类比未必完全妥帖，但其核心论点，也就是「皇後多年无子，本身便是大过，於国本有亏」却实实在在击中了要害。

杨谔奏疏一上，朝野震动更甚於前，暗流涌动更剧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位刚刚从提举明州市舶司任上擢升为右正言不久的官员，甫入谏院，便敢在这等敏感重大的议题上，抛出如此直白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言论。

而且，司马光反对废後，杨谔支持废後，这也说明在谏院内部，同样出现了公开分歧。

这就意味着傅尧俞、吕诲、司马光等人反对废後的观点，已经不能代表整个谏系统的观点了，那麽自然也就无法形成「整个文官系统都反对废後」的舆论风潮了。

这两封奏疏一上，官员们暗地里书信往来、私下聚会、密议权衡者不知凡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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