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司马光完全不可控，哪怕是把他捞出来的韩琦都控制不了他，天天喷这喷那的，韩琦也受不了了。

所以政事堂想了个招，给司马光派了个差事，命其为「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」。

任命文书的措辞写得冠冕堂皇，什麽「修河重事，须得重臣督责」云云，但拆穿了，就是让这个喋喋不休的御史中丞去二股河工地上监工，眼不见为净。

御史台素来是有巡河监河之责的，大宋历史上每次河政有事，都有御史前去监察，所以也是司马光的本职工作之一。

司马光倒也不推搪，接了诏书的次日便出京赴澶州。

都水监後来传回消息，说司马光到澶州後，头一日便亲自踏勘了商胡埽至二股河一线的堤岸。

烈日之下，司马光在河滩泥泞里，监督着都水监官吏拿着量竿一段一段地测堤高、量埽厚，做事很是用心。

显然，司马光并不只是光会动嘴。

王安石倒不管这些。

司马光去修河堤，对於他来讲，新政便少了一个最难缠的反对者。

在均输稻米有效後，他又把目光转向了青苗法。

该怎麽把青苗法落地，他在三司制置条例司的议事厅里跟吕惠卿反覆讨论过数轮。

这次老调重弹。

法子不复杂，还是之前提议的那些。

各地常平仓、广惠仓所储粮食，此前大多堆在仓里等着陈腐，与其烂掉，不如拿出来放贷给农户。

春放秋收，利息比民间高利贷的倍称之息低了不知多少。

如此农户得利，朝廷得息，两全其美。

当然了，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知道，政事堂这次肯定也不会同意。

但这对於他们来讲，本就是以退为进的招数。

果不其然，「青苗法」提议又一次被拒绝了。

而王安石退了一步，又提出了「常平仓转移法」。

意思就是扩大常平仓的适用范围，把部分存粮拿出来放贷，规模远小於青苗法，且只在灾伤州县试行。

而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的粮食外，其余一并用此法。

同时，三司开卖祠部度牒，充作扩大常平仓的本钱。

为了搞钱，可以说能开动的脑筋都开动了。

而度牒的事一出，程颢便上了奏疏。

程颢刚升任监察御史里行，他今年刚三十六岁，对於仕途依旧有心气，故而对於言官的本职工作很是勤勉。

他引《孟子》「王道之始」章，说治国当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」，卖度牒以充常平本钱，是使朝廷与释氏争利，且度牒所卖，得一僧则少一民，得一牒则损一户赋税，眼前得了本钱，长远却是蚀了根基。

王安石不甘示弱。

他当天便指使吕惠卿拟了驳文。

「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，吾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」

「今度牒所得，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。」

「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，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，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。」

驳文的措辞相当犀利，将程颢的「王道之正」劈面驳为「不知权」，这在士大夫间的笔战中是相当於撕破脸的。

程颢没有立即回应，但他弟弟程颐按捺不住，写文章引《大学》「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」之语，暗讽王安石以利为义。

吕惠卿又驳了回去，直接将二程的「王道论」斥为「坐谈尧舜，不知汉唐」。

论战规模迅速升级。

先是国子监的宋堂、吕大临联名上书支持二程，继而王安石也指使党附於他的台谏言官连署驳议。

双方各执一词，从度牒之辩蔓延到常平仓放贷之制，最後波及均输法本身。

王安石有合理理由怀疑，他们都是陆北顾指使的，正是因为陆北顾始终坚持反对青苗法，所以才用舆论手段阻止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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