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，谷雨前五天。

长白山的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。

榛子林的叶片从米粒大长到铜钱大，毛茸茸的，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泽。

荒山沟的沙棘枝条挂满细碎的黄绿色小花，紫穗槐的花穗紫莹莹的，风一过，簌簌地往沟底飘。

山丁子苗蹿到半人多高，枝杈间那几颗绿豆大的花苞已经鼓成花生米大小，憋着劲儿要开。

刘三柱蹲在沟东头，把那棵苗子看了又看。

“姐，”他没回头，“这苗子要开花了。”

三嫂刘翠花蹲在他旁边，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。

“啥色儿的？”

刘三柱凑近了瞅了瞅。

“白的。”

“山丁子花就是白的。”三嫂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“你姥爷家后院那棵，开起来满树白，跟下雪似的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你小时候爬树摘山丁子，从树上掉下来，把胳膊摔折了。

俺背你去卫生院，你趴在俺背上哭了一路。”

刘三柱低下头。

他把那棵苗子底下的一片黄叶摘掉，搁进筐里。

“姐，俺不记得了。”

三嫂没说话。

她站在沟边，望着那片渐渐绿起来的荒山沟。

“你不记得，俺记着。”

四月初，榛子林北角那片去年新补的苗圃出了事。

王建国是头一个发现的。

他每天清晨都要去榛子林转一圈，这是老蔫叔在世时立下的规矩——春看发芽，夏看虫害，秋看挂果，冬看雪压枝。

那天他走到北角，蹲下身子，把一蓬被拱得乱七八糟的土扒拉开。

苗子没了。

不是一棵两棵，是一片。

三十多棵榛子苗连根带土被拱出来，枝干折断，叶子啃得精光，狼藉一地。

“振庄哥！

振庄哥！”

杨振庄正在合作社办公室看若菊从北京寄来的信。

信上说她通过了国家队选拔，七月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。

他把信叠好，塞进内兜，站起来。

王建国站在门口，脸不是颜色。

“振庄哥，苗圃叫野猪拱了。”

杨振庄赶到榛子林北角时，猎队的人已经到了。

孙铁柱蹲在地上，把那棵被拱出来的榛子苗托在手心里，根须断了多半，叶子一片不剩，光秃秃的，像根烧火棍。

“几棵？”杨振庄问。

王建国把那本卷了边儿的笔记本翻开。

“三十九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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