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么多年，感情怎么样？”

刘春红沉默了。
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，手背上还有冻疮留下的疤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
“刚结婚那几年还行。

他是货车司机，经常出门，我在家种地、照顾老人。

后来他不出车了，在县里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，天天回家，矛盾就多了。”

“什么矛盾？”

“都是小事。

我做饭咸了淡了，地扫得干净不干净，孩子教育……什么都吵。

他脾气暴，一吵就摔东西，后来就开始动手。”刘春红顿了顿，“我不敢跟别人说，丢人。

我爸妈走得早，娘家就一个哥哥，说了又能怎样，劝我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“没想过离婚？”

“想过。”刘春红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“去年九月，我查出来子宫肌瘤，要动手术。

住院那几天，他没来看过我一次，是我哥在医院照顾我。

出院那天，他来接我，一路上没说话。

回到家，我伤口还疼着呢，他就要同房。

我不愿意，他把我手绑起来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肩膀开始颤抖。

这次是真的颤抖，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。

王志刚没有催她，只是静静等着。

讯问室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，和那个女人压抑的抽泣。

“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就想死了。”刘春红抹了把脸，但眼泪不停地流，“我跑到黄河边上，想跳下去。

在河边坐了一宿，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。

后来我想，凭什么我死？

凭什么他不死？”

“所以你就杀了他？”

“是。”刘春红的声音突然变得平静，那种平静比激动更让人心悸，“我去买了农药。

我知道他每天晚上要喝红糖水，我就在红糖水里下了毒。

腊月二十五那天早晨，我把有毒的红糖水端给他，他喝了。

我怕他不死，又用砖头砸他的头。

他倒下后，我把农药灌进他嘴里，然后把现场收拾了，把门从里面闩上，从墙上跳出去，去上班。”

她说得很流畅，每个细节都清晰。

但王志刚听出了破绽。

“你从哪面墙跳出去的？”

“西墙，那儿矮。”

“墙外有你的脚印吗？”

刘春红愣了一下：“应该有吧，我跳下去的时候可能留下了。”

“你的鞋码是多少？”

“三十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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