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元元年，四月末，金陵。

骆知祥这些外放官员陆续离京以後，朝廷上下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，反而更忙了。

因为这批人一走，就意味着大明真正开始从吴藩时代的军政体制，向一个天下国家转变。

这不是换个名称，改个年号，把吴王宫改成大明皇宫就好了的。

其实这也是某种对现实和局势发展的真实应对了。

此前吴藩时代，吴藩或者准确来说保义军是纯粹的先军主义，节度军府压一切，军务为先，钱粮为先，打仗为先，凡事只要能支持军队向前推进。

可以说，安全需求是保义军的最高也是最紧切的需求。

而按理说，如今大明已立国了，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，中原大半也已经归附，三川、凤翔、徐兖、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拢。

这种情况下，似乎先军制度还能继续下去，毕竟关中和北方依旧有大敌嘛，甚至因为体量大了，可以保持这种制度的常态化。

而军队是最支持保持过去制度，认为很好嘛，没必要改变。

甚至认为现在就距离统一天下还有一口气了，如何能松？

就算百姓有点苦，那也是苦一阵子，後面就是好日子了。

这当然是军队是这个制度的纯粹受益方。

以前即便是军、政分立，但实际上，地方刺史都是围绕军队去服务的，那服务和被服务这种状态就决定了，所谓的分立、均衡，那也是一种表面的。

但赵怀安却清楚，这口气还真就不能蓄上去了。

不是他要打压军队，而是军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伤害性极强的制度。

是的，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、维持秩序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又会破坏秩序。

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，赵怀安现在非常清楚，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队分驻荆襄各州军管也差不多一年了，但除了秩序的恢复，实际上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。

为何？

不是说军队在这一年没干活，不治理地方，而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和属性就决定了绝对强硬，太刚性了，不容下面有讨价还价的地方。

军队分拨任务，给下面的理由就是「前线急需」「军情紧迫」「战机不可误」便压下去了。

地方就算再缺粮，军府一句前线缺粮，便能将粮食调走。

州县说百姓刚刚归籍，还需要休养，军府一句征夫修路，便可把壮丁拉走。

有敢阻挠的，就说这是军机，谁敢延误。

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。

恰恰相反，保义军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，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有资格这麽说话。

可制度不能建立在「大家都是好人」的幻想上。

制度如果必须依赖於掌权者自觉，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。

军队一旦长期凌驾於地方行政、财政和司法之上，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。

因为人会习惯特权。

今日是为了打仗，先调一批粮；明日是为了修营，先征一批夫；後日是为了酬功，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？

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，但理由用多了，便成了规矩。

再往後，军府不需要解释，地方也不敢问，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。

到了那一步，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麽区别？

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，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。

赵怀安最怕的，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，最後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。

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，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。

军府什麽都管，地方官就会习惯於等命令。

出了盗贼，等军队来剿；缺了粮，等军府调拨；修路修桥，等军队派夫；甚至连断案，都要看驻军脸色。

这样久了，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，只会变成军府帐房和传令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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