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清之外，朝廷还同时推动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兴学。

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，可若没有县学、州学、道学，那科举就是空中楼阁。

於是，对大明的教育进行规划和改革就势在必行。

这事看起来比六清温和许多，毕竟清户、清田、清仓、清狱这些事，动辄就要碰到豪族、寺院、旧吏、军头的利益，地方上稍不留神就要闹出人命。

兴学就不一样了。

修学校、延师资、置书籍、给孩子读书，听起来总是体面的。

地方豪族愿意捐钱，因为这能得名声；士人愿意参与，因为这本就是他们的传统地盘；百姓也愿意，因为家里若有个孩子能识字，哪怕以後考不上进士，去衙门当个小吏，也算是改了门庭。

可赵怀安和政事堂诸公都清楚，兴学这件事看起来最不伤人，实际上却是大明立国以後最深的一块改革。

因为这些学校教授的不仅是儒学，还有格物、数学、农政、转运、水利、营建、医药、算学、市舶、军器、律法、舆图、航海这些各种实用知识。

而这些东西才是大明真正能与旧朝不同的根基。

此时，大明科举新制已经定下，县学、州学、道学、会试、殿试，一层层把天下人才纳入朝廷的选拔体系。

但科举只是出口，如果没有前面的学校，没有稳定的师资，没有合适的课程，没有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掌握，那科举最後就会变成另一种异化的东西。

这事不是没有前车之监。

自古以来，官学原本是养士之地，地方学校原本也有教化百姓、培养吏才、维持风俗的作用。

可後来科举日盛，学校日衰，读书便只剩一件事，那就是考试。

县学、州学、书院、私塾，全都围着科举转。

老师不教圣贤道理，全在汲汲营营於一篇时文，琢磨诗赋，名公喜好，好一跃龙门。

结果就是，地方上的学校还在，但为天下培养人才的作用却丧失了。

赵怀安对此看得很清楚。

他不反对科举，恰恰相反，大明开国第一科，是他亲自把科举炒成了天下盛事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考上科举便是天子门生，便是光宗耀祖，便是从此进入新朝政治体系的正路。

可正因为赵怀安如此看重科举，所以他才要改造教育，使得科举真正能为国为天下输送人才，而不是起一个筛选的作用。

未来大明不说会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，那肯定遇到的形势和事情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所以，真正为天下，为後人培养一批有经世济用的人才，就是赵怀安最大的爱。

但理想是好的，可地方上有什麽？

有老儒，有塾师，有会写文章的士人，有熟读经义的先生。

这些人不是无用，甚至很有用。

一个国家若没有儒家提供道德、名分、历史和礼法的底盘，那就很容易崩散。

可如果地方学校里只有他们，而没有能教算学、格物，那所谓十二院制度，最後只会停留在金陵。

到时候，金陵有实学，地方无实学；朝廷讲格物，县学仍旧只读经；科举设专科，州学却没人能教。

如此十年二十年以後，天下士人为了前程，还是会重新挤回儒学一道。

因为儒学有师资，有传统，有社会地位，是读书人跨越龙门的天然路径。

实学若没有制度托举，只靠赵怀安一时偏爱，必然会名存实亡。

所以六月初一，赵怀安召礼部、国子监、十二院、吏部、兵部、工部、户部诸臣入政事堂，正式议定大明教育规划。

……

这一次会议开得很久。

从清晨一直议到夜里，连午饭都是在政事堂里吃的。

张龟年先陈述大略：

「陛下，臣以为大明学校，不可只为科举设。」

「学校之用，第一在养民，使百姓子弟识字明理，知国法，知公义，知农桑水利之常识。」

「第二在养吏，使州县得有能书、能算、能断文案、能行法令之基层人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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