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诞节前三天。

杜邦家族的庄园。

庄园坐落在一片缓坡上，远处是结了薄冰的湖，湖面像一块没有擦干净的银镜，把天上的月光和岸边的灯火都揉成了模糊的颜色。

今晚的客人很多。

国会议员、州长、银行家、军工企业的董事、报业巨头，还有几个平常只在报纸社论和总捅竞选演讲里出现的人物。

他们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色礼服，胸前别着家族徽章或者俱乐部徽章，手里端着酒杯，谈论着美元、选票、战争、能源和下一个十年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先看一眼周围。

并不是因为害怕被人听见，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话，从来不该被太多人听见。

宴会厅里悬着一盏从巴黎运来的水晶灯，灯光落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把他们的笑容照得很清楚。

笑容很清楚，眼睛却很模糊。

有人谈论经济复苏，眼睛里却藏着对衰退的担忧；有人谈论自由贸易，手指却搭在关税方案的文件上；有人说米国必须继续承担世界责任，回头却问自己的企业能不能免除海外风险。

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

它要求人们用最宏大的词语，说最具体的利益。

很多年前，像这样的宴会里，若有一个华裔出现，大概不会有人专门记住他的名字。

他可能是某位部长的翻译，某个企业家的助理，或者一名恰好被邀请来展示东方古董的年轻学者。

他会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礼貌地微笑，适时地递上酒杯，在有人问到亚洲市场时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看法。

然后宴会结束，所有人离开，地毯上的脚印被清理干净，茶几上的名片被收进抽屉。

他也就被留在了那个晚上。

……

可今夜不同。

陆深是宴会真正的主角。

不是因为他穿着一身来自萨维尔街的黑色礼服，也不是因为他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家族徽章，却比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更像这个房间的主人。

他成为主角的原因很简单。

这些人都知道，未来几年里，他们的企业能不能活得更舒服，家族能不能在新的政治风暴里站稳，甚至某些海外项目能不能顺利拿到审批，都可能和陆副局长的一句话有关。

一个人的权力达到某种程度之后，别人不会再问他究竟是什么身份。

他们只会计算，自己距离他的决定有多远。

陆深站在壁炉旁，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喝完的波本，脸上挂着平和的笑。

他听人说话，很少主动打断，也很少表现出明显的兴趣。

可是每当对方说完，他都会准确地接住那句话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有时是一个数字，有时是一个名字，有时只是一个停顿。

他像一个耐心的医生，在听病人描述疼痛。

病人以为自己在讲述病情，却不知道医生真正观察的是他的脸色、呼吸和手指的颤抖。

伊芙琳一直陪在他身边。

她今晚穿着一件深蓝色长裙，肩线柔和，腰身收得恰到好处。

她不像那些急着证明自己身份的年轻贵妇一样到处寒暄，只在需要的时候开口，在不需要的时候安静地站着。

她知道丈夫不喜欢太热闹的交际。

陆深也知道，她其实记得今晚每个人的名字。

宴会临近结束时，一位来自纽约的老银行家拍了拍陆深的肩膀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陆，等你退休以后，可以考虑来华尔街。

我们缺一个真正懂政治的人。”

陆深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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