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餐车在凌晨五点出发。

秦烈开车，陆远坐副驾驶拿着手绘地图导航，后排坐着周秉文和猎尸队员赵明。

餐车在漆黑的城市废墟中穿行，车头的蓝光安全区在柏油路面上投下一小圈移动的光斑。

秦烈开车的方式和他走路一样——稳，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在预判过的位置上。

遇到翻倒在路中间的废弃车辆，他不会猛打方向盘绕过去，而是提前减速、观察两侧后视镜、确认没有丧尸潜伏在车底阴影里，然后缓缓通过。

陆远在旁边看着他的操作，想起大熊开车时总是打转向灯。

这两个人开车风格完全不同，但骨子里是同一种谨慎——在末日里，谨慎不是胆小，是对车上所有人的命负责。

他低头在手绘地图上又补了几个标注——刚才经过的那段路，路左侧的小区围墙坍塌了一半，可能是潜在的丧尸藏匿点，回来的时候需要绕行。

周秉文坐在后排，手里握着沈知意给他的一瓶体力恢复软糖，没吃。

他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废墟——烧毁的商铺、翻倒的公交车、墙上干涸的血迹——这些场景他在城东基地已经看了一个多星期，但从移动餐车的临时安全区里看出去，感觉完全不同。

不是因为安全区能挡住丧尸，而是因为这辆车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：有人在主动出击，而不是龟缩防守。

车程比预想的多了将近一小时。

他们绕开了好几处丧尸聚集的热点区域——陆远用望远镜提前发现了一群在十字路口游荡的丧尸，秦烈果断改道从老城区的小巷穿过去。

上午九点半，餐车终于抵达城东官方基地外围。

基地建在原城东体育中心，主体建筑是体育馆和游泳馆，外围用混凝土路障、铁丝网和废弃车辆构筑了一圈防线。

防线上每隔几十米设一个简易了望塔，塔上有人持枪巡逻。

基地上空飘着一面手工缝制的旗帜——白底，上面画着一只握紧的拳头。

主和派的标志。

周秉文说旗帜是李建国让军属缝的，意思是“握紧不松手”——不松手，不放弃。

秦烈把餐车停在防线外一百米处，展开移动安全区，然后拿起对讲机呼叫便利店。

对讲机里传来沈知意的声音：“收到。

按计划行动。”他关掉对讲机，对陆远说了一句“你守车，赵明守外围”，然后带着周秉文走向防线入口。

主和派的守卫看到周秉文回来，立刻放行。

但秦烈走进基地大门时，守卫们的眼神明显变了——不是敌意，而是一种久违的、看到正规军人才会流露的敬重。

他走路的姿态、眼神的扫描方式、腰间短柄斧的佩戴位置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宣告：这个人在末日之前就是吃这碗饭的。

一个背着步枪的年轻哨兵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，差点敬了个礼。

李建国在体育馆的临时指挥部里接见了他们。

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军人，头发剃得很短，左脸颊有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，身上的迷彩服洗得发白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

他坐在一张用乒乓球台改成的会议桌后面，面前摊着一张城东区域的手绘防务图，上面标注了基地防线、丧尸聚集区和物资储备点。

周秉文简单汇报了梧桐路便利店的情况，李建国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目光转向秦烈。

“你是便利店的保安队长？”他的语气不是质疑，是评估——一个老兵在评估另一个老兵。

“是。”

“原东部战区特种侦察连，城市应急快速反应小组。”李建国准确地说出了秦烈的服役单位，然后站起来，伸出了右手。

秦烈握住他的手。

两只手都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疤，握在一起时骨节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
“你退役那年在联合演习里带的蓝军小队，把我的指挥所端了。”秦烈的表情纹丝不动，但握着的手紧了一下。

“李副团长。

那场演习你用了三套假无线电信号迷惑我们，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找到真正的指挥位置。

后来复盘时教官说，你是近几年最难缠的对手之一。”

“现在不是对手了。”李建国松开手，指了指桌上的防务图，“现在我是基地主和派的临时指挥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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